19世纪 60年代，清政府内部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持的、以兴办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渐次兴起，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采矿业和民用企业应运而生。地处边陲重地的吉林，在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也陆续兴办了一些近代企业。由于清政府一直以来把吉林作为“龙兴之地”，长期采取封禁政策，吉林近代企业创办的时间相对较晚，特别是对采矿业的限制则更加严格。因此，吉林省采矿业的发展见于吉林省档案馆的史料几乎都集中在清光绪朝以后，这期间最大的官商合办金矿就是三姓金矿。

三姓金矿，位于吉林省依兰县境内（现在隶属黑龙江省），依兰原名三姓，据伪满《依兰纪略》记载，“嗣以胡氏徒居宁古塔，只余卢、葛、舒三姓，遂呼斯地为三姓”。三姓金矿因其金产自三姓山而得名。

早在光绪朝以前，三姓地区早有民间私采。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吉林将军长顺为查明三姓地方产金，派员勘察，三姓山内，地脉坚凝，路僻山深，一时未能遍历，“群传吉林通省以三姓矿苗最旺，金产亦最佳。”然而，山岭重叠，路僻山深之处，盗金者络绎不绝，以前聚集的盗金者多达数千人，恣意偷挖，“自封禁后，往往潜赴三姓山内，搭盖窝棚，采取木耳，名为菜营，实则乘间盗挖金沙。”不少地方都能看到金匪私挖痕迹。三姓还与俄毗连，当时俄国来文，想要借三姓近边荒山采煤，其实俄人觊觎之心仍未已也，虽借口于煤矿，实醉心于金矿。面对困难种种，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1890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皇上试行开采。由于“款项支绌，工本无资”，他提出了“揽雇金夫之人”，即雇佣“把头”（把持这一行业的行帮头目）分别管领，“每一把头作一股，每股俗谓一枝帮，其下有几盘溜，一溜不过用二三十人”，招募山居贫民为矿丁，通过人数登记造册，所用粮食等生活物资均由“把头”操办，不用官府筹款，“委员、司事、人役薪工”等项支出，等采金出金后，再按照规定开支，不得挪用公款，“不动支公款，听民出资自采”。吉林将军长顺派佐领恩龄，巡检郑国桥前往三姓山，会同副都统文元进山查勘。

试办之初，困难重重，虽采金量日渐起色，但问题也逐渐显露，首先因为没有人数限制，初期有二万人规模，人员管理存在隐患，“是否均为金夫，抑系内有来厂贸易，务须确切查明，分别酌留，妥为遣散，是为至要。”由于管理人员内部不合，各揽其权，争斗不断，加上“金夫把头”良莠不齐，所以为了改善三姓金矿的经营管理，重新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制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派道员宋春鳌（曾任吉林机器局总办）前往查勘办理三姓金矿，“一切章程即仿照漠河办矿成案，俟三年后著有成效”（ 漠河金矿是官办或官督商办的金属矿中经营最成功的一个企业）。宋春鳌在天津会商津海关道盛宣怀。他召集商股，盛宣怀在津海关道任内集股银七万两，宋春鳌自行集股三万两，共计十万两。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正式设局开采，开办之初全部招商股，并无官款，属官商合办。同年，分设局厂，一 个在东沟，距三姓东南二百八十余里；一个在黑背，距三姓正南一百六十余里。在此二处召集矿工开采，由于天气恶劣，“淫雨为灾”，加上天寒较早，收数甚微，收支不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共计用银拾万五千余两，亏股本银伍万六百余两。后来，宋春鳌竭力维持，元气暂时复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之后矿物渐有起色，扣除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股票官利及补归亏款等，结余五万余两，其中二万两报充军饷。当时的利益分成是按照前任北洋大臣王文韶，前任吉林将军长顺，奏定的二十四成章程，即“本省军饷十成，股商余利十成，员司花红四成”。但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于“俄兵侵境蹂躏殆尽”，“资本荡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吉林将军派副将周宝麟，继续经营三姓金矿，经营章程等事宜延续宋春鳌时期的作法，然而连年亏损，至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累计亏银四点二万两。吉林将军富顺批“所出金砂并无丝毫报效归公”，“愈亏愈钜将来作何弥补？”富顺认为报上来的收支清册，账目不清，有蒙蔽虚浮之疑，并要求另报详细清册。周宝麟却也有自己的苦衷，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接手矿务以来，盗贼、匪目四起、其他党羽勾结俄人前来扰乱，侵扰旷地，“几乎酿成大端”。加上弥补原来亏空，购买枪械弹药等费用，同时赶上自然灾害，“瘟疫时行，出金不旺”，由于俄国人修建东清铁道，工资丰厚，金夫也出走不少，挖金者人数骤减，再加上经营管理等问题，种种原因，造成金矿亏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于金矿持续亏损，周宝麟引咎请辞，郑国桥接理矿务。他屡勘各厂，认为“凋敝之际，若不力加整顿，量为变通，势必仍前散漫，复效前车”，他制定了一系列的矿务章程，共二十条，从各个方面严格管理，无奈积重难返，未见多大起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部希望三姓金矿仍归宋春鳌接续办理，宋春鳌分析形势，认为最大的障碍就是筹资困难，一定要有雄厚资本，厚集股本，至少三十万金，然而时局难料，市面萧条，有前车之鉴，招新股极为困难。宋春鳌称“身膺要差，势难兼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郑国桥病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悦明阿接任总办。悦明阿自接任以来，屡次请辞，认为自己“于凋敝之中图以完全之计，非卑职财力所能作到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侯国瑞接任矿务总办。侯国瑞经过勘察，认为接办矿务，既无官本又无商股，何况负债累累，多年宿债，至今未清，难度重重。宣统二年（1910年），其他公司也闻风兴起在三姓境内组织勘办金矿。由于三姓境内金矿繁多，而官办三姓金矿由于资本无多，另采新苗难度加大，金矿经营始终未见起色。

民国元年（1912年）十一月，侯国瑞因病请辞。之后，陈翼亮、李荣芬、于源浦陆续担任矿务总办，却始终亏赔累累。就这样，三姓金矿历经磨难、沧桑，在风雨飘摇中结束了自己悲怆的历史。

由于主、客观等诸多原因，清末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许多近代工矿企业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清政府“糜费数千万两白银”，并没有实现“裕国”、“便民”初衷，三姓金矿也面临同样的命运。从三姓金矿开办到清末的二十余年间，真正的采金收益只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姓金矿开办前期（宋春鳌主办时期）报效银二万两，其余都是连年亏损，负债经营。作为清代吉林省最大的官商合办金矿，它的衰败与晚清的政治时局与经济环境不无关系，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尽管金矿总办几易其人，却始终未能力挽狂澜，最终落寞收场。

(原载《档案吉林》丛书）          

吉林将军为奉上谕三姓金矿著责成宋春鳌开采事宜的咨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