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隆重开幕。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召开的会议。作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政府从中看出了收回近代以来丧失给德奥等国主权的希望，并派出以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五人为首，50余人的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会上，中国代表团装有重要文件档案箱的神秘失踪给中国使团顺利完成使命制造了障碍。
早在和会召开之前，北洋政府就规定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就一般法理而言，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战胜国收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乃天经地义。但由于日本的野心，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1914年8月，日本不顾中国反对，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对德宣战，强行控制了山东，并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迫使北洋政府签定了有关条约。日本参加和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想在国际社会进一步确认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的合法性。
1919年1月27日和28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手持一份份文件，诡辩日本应该按照这些文件的相关条例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力和财产。这些文件大多是1914年至1918年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日本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中有关中国山东主权归属的部分。包括《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协定》等。
面对日本代表的虎视眈眈，中国代表团一致推举对中日关系颇有研究的顾维钧发言。这位年仅32岁的青年缓缓走上讲台，神色镇定，代表国家和民族脱稿作出了强有力争辩，他的论点主要有三：一，中国人不能放弃山东主权，就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二，战时中国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被迫的，这些条约的基础并不合法；三，根据公法法理，中德宣战，意味着德国在中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即已被中国收回，德国在中国既然已无权利，又何谈日本的继承问题？这一精彩发言赢得了除日本代表外的与会代表的一片掌声。第一回合，中国胜利了！
然而，对于看重证据的西方国家代表来说，顾维钧的发言，虽然精彩、也情理备至，证据却不足。于是，巴黎和会的主席团要求中国代表团在一周之内就顾维钧在会上所发表观点提交一份书面声明，并将能证明这份声明的中日问题档案文件附于声明之后。鉴于顾维钧的出色表现，中国使团决定由他主要负责书面声明的准备和起草事宜。
顾维钧，字少川，1887年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1905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英文秘书，外交部参事。1915年任驻美、日等国公使，参加巴黎和会前他任驻美大使。对于具有较多国际外交经验的顾维钧来说，他深知，这份书面声明对于中国阐明山东主权归属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深知，在巴黎和会中有最终决定权的只是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中国的书面声明要想说服这些西方国家代表，关键在于附在声明之后的那些档案文件。于是，顾维钧在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之后决定，为使声明具有说服力，必须在声明后附上中日之间自1914年至1918年所签署条约和协定的所有档案资料。
就在顾维钧等人忙着搜集档案资料时，问题出现了。从北京启程时，中国代表团为了有所准备，曾经带有一个密码档案箱。箱内装着若干从北洋政府外交部调出的，有关满、鲁、蒙、藏问题的绝密档案，其中包括许多连中国驻外使团都不知道的，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一些密约及各种借款协定的原件。这个档案箱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当中国代表团真正需要它时，却发现它不翼而飞了。
它是什么时候丢的？在哪里丢的？何人所为？据中国代表团推测，它在日本丢失，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窃取的可能性最大。档案箱中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深感兴趣，因为这些文件中的内容涉及许多日本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这些文件暴露于巴黎和会上，将对日本十分不利。而中国的档案资料不全，日本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档案资料来说事，这无疑会削弱中国方面说辞的说服力。而且，日本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中国代表团是坐船横渡太平洋到达巴黎的，其中轮船要分别在日本、美国、英国及法国停靠，很多成员说，到达美国之后就没有再见到过这个档案箱，所以，它很可能是轮船在日本靠岸时，就被日本情报人员窃取了。如果它真被日本拿走了，日本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更别提归还给中国人。
但即使还有一丝希望，中国代表团也不能放弃。有的代表团成员回忆，在到达美国纽约港码头时，好像还见到过它。根据这一线索，中国代表团分别致电华盛顿和纽约领事馆，电询此事。纽约领事馆的总领事邹玉成立刻联络美国方面轮船行李处的负责人和码头上的管事人，结果却是空手而归。之后，虽然经过百般查找，始终没有找到。至今，这个档案箱失踪事件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为了使资料尽可能完备，中国代表团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用电报的方式将中日之间涉及山东问题的文件传到巴黎。而外交部却答复，档案箱中的许多文件是原始档案，无备份，只能尽可能将和会开幕前几个月内中日缔结的协定和换文发送给代表。
顾维钧在整理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很费了一番周折。由于从北京发过来的协定内容很长，电报又要经过破译，而且常常还会因为电报字迹不清或有所遗漏而不得不再次电询。中国外交部虽然按照代表团的要求陆陆续续传了一些文件，但资料最终都不全，特别是中日之间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应该说，这对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争夺山东主权制造了障碍。对于这次准备书面声明及附件的经过，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自己“颇感孤立无援”。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的巨头英、法、美三国根据日本提供的所谓“证据”——1915年中日签订的《关于山东条约》、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等不平等条约，作出决定：“德国在胶州及山东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予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的责任，并将之写入《协约参战各国对德合约》中。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对中国是极其不公正的。中国代表团对此决定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国内也随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浪潮。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发表声明，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虽然，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在山东问题上作出不利于中国决定的根本原因是“弱国无外交”；虽然，在1920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山东主权。但巴黎和会上的档案箱失踪事件对于20世纪之初缺乏档案意识的中国外交界而言，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