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思想、与时俱进
王希天烈士出生于1896年，家里从事手工业，是长春有名的富户。受家庭熏陶，从小便跟随父亲习字读书。待到1907年，吉林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增设小学堂，王希天便于翌年正式入小学读书。1911年高小毕业，同年考入吉林省第一中学读书。
1911年，中国发生划时代的社会变革。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封建帝制的覆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波及全国，地处东北腹地的吉林也为之震撼。当时，已进入省立一中读书的王希天，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内心深处涌动着向往民主与自由的激情。他对朋友说：“我们的命运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现代青年精神上的损失太大，不应都因循苟安虚伪妥协，应当有爆炸式的自己革命警醒世人。”王希天假期回到家里，首先带头剪掉辫子，劝说母亲为妹妹放脚，告诫乡亲邻里戒毒，鼓励妇女学文化。15岁的王希天，这是第一次思想的创新，也是正能量的体现。
1914年，内忧外患，北洋政府陷入经济危机，无力投入大量资金办教育。中国新式学校的数量有限，质量也不高。王希天曾得出结论：“国内的学校设备不十分完全，更加以中国的社会太坏，恶习易害及青年，且中国式的家庭，尤其是易使青年堕落。甚至于使有用的青年蛰居家中，饱食暖衣，终日无所事事，成为无用之人。”“在中国，并不是不能读书与研究学问，不过是在国内的环境，正像入了鲍鱼之市，久而不闻其臭的一样。至于国外读书，很可以考察他国各方面的好处，免受国内恶社会的同化，吸收新思想，或许可以在将来作为改良中国社会及家庭的参考。” “我们的运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要冒险，要创造，要往圈外跑。”这可谓其第二次思想创新，他的思想已经上升到学知识以报效国家的高度。
1918年，声势浩大的“拒约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在参加学生运动期间，他目睹北洋政府的反动腐朽，切身感到要想真正挽救中国的命运，必须从改革政治体制入手。他弃工读文，研究政治经济，作为政治救国之参考。在哈尔滨东华中学宣传拒约运动期间，结识了邓洁民、马骏等民主志士，初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这给了他很大启示，遂产生赴俄、德考察的愿望。王希天给吉林省教育厅长呈文，申请以官费转学德国事宜。其行文情真意切，对学问如饥似渴之情跃然纸上。无奈未获批准。但这不可不谓又一次的思想创新，政治救国，这正是国家至上、远大抱负的一种体现。
纵观王希天的几次思想创新，无一不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相关联，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创新是以报效祖国为前提的，是在认真思考祖国现状得出的，国家永远是其思想的核心。
二、爱国报国、矢志不渝
王希天烈士的一生都心中装着国家，无论她是多么积贫积弱，无论她是多么腐败无能，但她正如一个母亲的形象一般，在爱国者的心中永远闪闪发光。
1914年秋，王希天告别父母和新婚妻子，踏上负笈东瀛的艰辛历程。此时此刻，他虽扬帆远航，心中依然眷恋着祖国。他对朋友说：“欲求真实之学问归以报祖国”。1914年，正值一战爆发，日本受战争影响，经济危机日益加深，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速上涨。据日本银行调查，1914 的物价是1900年的1.26倍，到了1917年，物价基本翻番，达到1900年物价的二倍。1917年冬，留日学生纷纷请求中国政府增加官费，解决生活上的窘境。王希天得知后，劝说同学要以国家为重，他说：“吾等此时既得官费，国家之对吾等不为不厚。即有不敷，亦应撙节自持，养成俭朴之风。况祖国财政拮据已极，以现在情形而论，我国能派如许学生留学外洋，已为不易之事。吾等既受国家之栽培，不可再使国家增负担。”听了他的话，同学无不感到钦佩。短短数语，浓浓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1918年5月，日本政府打着“共同防敌”的幌子，又与中国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妄图在扩大侵华势力的同时，扼制苏俄社会主义，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当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王希天和留日学生自发组织起来。他手持报纸，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君不见报纸所载中日军事密约乎！我们当速起共谋抵制之方”。“国将不国，学为何用！为目前计，惟有全体退学回国，誓死力争取消亡国苛约”。5月11日，王希天作为先发队代表，与阮湘、李达等先期归国，积极为“拒约运动”做准备。王希天作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北京支部负责人之一，来往于京、津之间，宣传拒约运动。为抵制日货，他亲自售卖国货，成立“国货贩卖部”。同年8月，在“拒约运动”遭到政府阻止后，他亲赴哈尔滨会见东华中学负责人邓洁民等，并在东华中学讲演，介绍“拒约”运动盛况，与会者无不为之感动。
“拒约运动”虽然在中国政府的压制下失败了，但王希天的爱国情怀却没有因为失意而有丝毫改变。转年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王希天等人在日本又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在声援运动中成为具有号召力的领导者，被日本警视厅视为“煽动”留学生的“排日领导者”，予以严密监视。王希天的友人谢介眉在《王希天小史》中如是评价他：“他和留东诸同志时常讨论如何救国问题。凡有聚合，他必出席。他的爱国心是出于天性。”
而王希天报国的具体体现便是其作为华工领袖，为华工伸张正义。
1920年，王希天因患肺病、胃病，休学一年。转赴长冈疗养期间，他接触到旅日华工，了解了华工疾苦。1919年日本开始严格执行“许可证”，被揭发的“无许可”经营的人数，1919年323人，1920年438人，1921年1912人，1922年3703人，逐年增多。据1924年2月11日《京报》记载：“日工每日需工资五元者，华工仅需二元；日工每日仅工作八小时者，华工需达十二时以上；日工之起居须有相当之设备以优待者，华工皆所不计。”日本工头处处刁难华工，克扣工资，无故打骂，驱逐华工回国，日本政府也以华工住地不卫生和华工衣着不卫生为借口，不准华工做工。面对华工苦不堪言的境遇，王希天认为“对处于悲惨、不安定、无秩序状态下的同胞，我们应该从道的立场施以援手。”他深感有为华工设立事务所，组织合法华工团体，维护华工利益之必要。1922年9月21日，侨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在大岛町成立，王希天被推选为委员长，后共济会改为会制，王希天任会长。此后，王希天开始为华工事业奔走，成了华工的保护神。
为解决华工生活居住条件恶劣、疾病滋生的情况，共济会设立医疗部和药局，全面检查华工健康情况；为解决华工文化程度低，不通日语，备受日本人歧视的情况，共济会设立教育部，组织留日学生20余人任教；为改善华工形象，共济会设立慰问部，向华工宣讲文明礼仪道德常识；为抵制日本官方、资本家、工头对华工的压迫，王希天经常代表共济会向日本警方和资方进行交涉，争取华工合法权益。
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的大裂缝吞噬着倒塌的房屋的同时，也吞噬着人们的血肉之躯。在地震的混乱中，警察和军队的一些人趁机为消除异己，制造了一系列的社会动乱。他们散布“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东京与神奈川发布戒严令。大量华工在这次暴乱中惨死于日本列强刀下。闻此浩劫，身为华工领袖的王希天再也坐不住了，尽管余震还在继续，戒严仍在进行，都阻止不了他想要挽救华工性命的决心。友人竭力劝阻，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说：“为本分而牺牲，牺牲亦无憾。我不去牺牲，谁去牺牲。”可谁又知道就是这一举动让即将离日回乡省亲的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生命被永远定格在27岁。1923年9月12日凌晨三时，王希天刚满27岁的翌日就血洒异邦，惨死在日本军刀之下，魂散逆井桥边。
三、艰苦朴素、廉洁自律
王希天家境殷实，通过自己的努力，1917年从自费转为官费，可以说留学生活没有任何负担。但他却选择条件极为简陋的寄宿生活，他曾说过：“我国需才孔急，而一部分有望之青年，大都困于经济不能求学。余既得官费，自应节省用度，以补助之。”他经常将所得官费节省下来接济贫困学生，深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对同仁说：“万贯家资由父母处理，希天概不继承，自己离家出外，要经济独立。”对于自己节俭，他又说：“并非自己吝啬，亦非无钱可使，实因有许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给，我等生活独丰，于理既为不合，于心亦何忍哉！” 蜀汉军师诸葛亮在其《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艰苦朴素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王希天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王希天在任共济会长期间，严于律己，关怀华工，苦其心志，服务众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共济会的工作中，早出晚归，风餐露宿。他平时生活从不奢侈，即便是有贵客来，也不过吃一碗三角钱的鸡蛋炒饭。自任共济会会长以来，本应每月100元薪水，但他只拿30元生活费，有时30元生活费也要奉献出来。华工潘瑞发回忆道：“王希天是大学生，当时住在青年会，吃饭也在食堂买饭票。”他廉洁自律，一心一意为华工谋福利，自己却生活清苦，最后连回乡省亲的路费都没有。“前上数禀谅均收到，何以仍不见复？儿诸事均已筹备妥当，只候款到即归。如愿儿早归，请即刻由正金银行或日本邮便局电汇百元，钱到即归。请大人勿笑儿，临回家时连路费都没有。这正是儿清高处。”这是王希天在殉难前写给父亲的半封家书。怎奈路费未到，王希天便永远离开了。
王希天离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不死。“人隔几日总应找一清净地方沉下心去省察省察方觉得人生的真义及使命。”他用年轻短暂的生命谱写出一曲悲怆永恒的爱国主义壮歌，永远值得后人的敬仰和怀念。
来源：吉林省档案馆 吕春月
初审：刘亭均
复审：吕春月
终审：王 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