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西安县公安训令笫1248号函》），档案记载：西安县政府委任“常永林为联合村自卫团总指挥……暂借农会内办公”。1932年4月，在东北人民抗日高潮中，常永林放弃自家产业，毅然决然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投身到抗日洪流中。

常永林，字秀山，1888年9月29日出生于辽宁省清源县。童年入私塾学习，1909年定居西安县（今辽源），同年到县城的“同仁达”药铺学徒。满徒后，与刘成久合开药铺。  

1918年后，常永林用挣来的钱，先后在县城开设了大车店、粮店、烧锅和果香铺，还购置土地二百垧。常家成为当地的殷实富户。常永林在经营产业中，为人直率坦诚，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受到各界人士好评，先后被推举当选为西安县商务会会长、农务会会长及店行会会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三省。西安县县长王桐惧怕逃跑了，公安局局长戴东藩代理县长。

1931年12月4日，日本关东军派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坐火车来做“接收”西安县的先遣人员，首先要“接收”西安煤矿，戴东藩闻讯后召开会议准备迎接日本人。在这个当亡国奴还是不当亡国奴会议上，有的屈服于侵略势力，主张出城迎接日本人。而当时身为三会会长的常永林据理力争，坚决反对，毅然地掏出手枪说：“谁要敢出城欢迎日本人，我就毙了他！”常永林的正义言行博得了大部分与会者的支持，使代理县长没敢做出迎接的决定。据《东辽县志》记载，常永林当时还组织商界群众前往西安火车站举行抗议“接收”的示威游行，迫使日本人没出站就返回了长春。日本侵略者非常震惊，在报纸上用日文报道了这件事。

1932年正月，东北抗日救国会派宣传部长车向忱秘密来到西安县城，对常永林的义举大加赞扬，并鼓励他组织一支抗日的武装。1932年2月，常永林率亲朋好友30余人，携大小枪支20多支，由灵神庙（凌云乡）文官屯出发，宣布组建队伍，起事抗日。经渭津、辽河源、大兴镇到东丰县大杨崴子的途中，人数就增加到1000余人，很快就发展到3000人。他们手执扎枪、大刀，肩抗土枪、洋炮，活动在西安县、东丰县，转战于西丰、磐石、梅河口、抚松等地，打击日伪军，抗日队伍一路所向披靡，军威大振，使日伪军心惊胆战。

1932年3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总司令唐聚五正式将其收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二路军，委任常永林为第二路军司令，授少将军衔。唐聚五拨700多名骑兵队，归常永林领导。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二路军下辖3个团，开始分别驻扎在梅河口以西的黑山头、六八石、杏岭三处，旨在截击日本侵略军的东进。二路军官兵曾在王二爷大窝棚与日本侵略军交战，拆毁黑山头东西十余里的铁路，夜袭山城镇的日伪军。曾截取过南花园日伪军的服装和大量武器。曾采取游击战术打击山城镇、二龙山、草市、大杨崴子的日伪军。曾配合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部队，击败进犯的伪军邵伯良部队。

据《东辽县志》记载，1933年春，常永林率第二路军分三路攻打日伪军占领的西安县城。一团由东丰县黄泥河子进入西安县辽河源、夹信子（安石镇），攻县城北部，二团由东丰县大兴镇进入老虎窝（渭津）灵神庙（灵云乡）攻打县城南部，三团由东丰县杨木林子进入大夹槽子（石驿镇彩岚村）、梨树河子（安恕镇），攻打县城西南部。此次战斗，为东北抗联在扫清外围的战斗中，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同时鼓舞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安人民，震慑了驻县城的日伪军。常永林还曾指挥二团战士骑袭驻守辽河源的日伪军，使其死伤严重。而后，他率领的二路军将士受日伪军的疯狂追剿，军中弹药严重不足，官兵生活异常艰苦，凛冽的寒风中仍身着单衣，吃糠咽菜也难以饱腹。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抗日部队不得不转战于辉南、靖宇、抚松一带与唐聚五部会合进行抗日，开展游击战，处境十分艰难。由于康聚五部队在八道江抗战失利，弹药不足、给养短缺、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力量，被迫离散。常永林把军旗和委任状藏在一个山洞中，以备重整旗鼓、再振军威，然后只身秘密返回西安县。

1936年，为躲避日伪反动政府的追捕，常永林化装成和尚，带着家人到了北京，靠东北抗日救国会的资助隐居。在其隐居期间，汪精卫政府曾派人对其引诱劝降，但他严词拒绝说：“我不当亡国奴，更不做汉奸！”。

1944年，常永林返回西安县，受到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署的审讯毒打。面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敌人问他为什么反满抗日，他说：“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后被党的地下组织秘密营救，而幸免遇害。

1954年常永林当选为东辽县第二届人大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当选为政协东辽县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63年当选为东辽县第五届人大代表。1976年10月病逝于东辽县凌云乡文官村，终年89岁。

稿件来源：《档案吉林 辽源卷》

作者：张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