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伯华的一幅照片引起我们的回忆和追思。当年他在县城建立华昌药房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秘密开展地下活动的故事，至今还在榆树广为流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陷，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1931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广大东北民众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纷纷起来，以各种组织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吉林省北部边陲榆树县，进步青年杜伯华就是其中之一。
杜伯华，字华昌，1904年生人，祖籍河北。幼年时杜伯华随父逃荒到东北吉林省榆树县夏宝屯落户。家有3间房，没有地，主要靠父亲行医看病维持生活。杜伯华的父亲为人忠厚正直，能体谅穷人的饥苦。他精通中医内外科和妇科，尤其善治天花病，经常给小孩“栽花种痘”。所以，人们称他“杜花先生”，在当地很有名望。杜伯华从小聪颖好学，受父亲的熏陶、传教，很快学会了中医，同父亲一起为百姓看病送药。杜伯华到了18岁时开始独立行医，他曾在榆树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在杜伯华成家后，于1931年初，由福安乡夏宝屯迁到榆树县城，开了健中医社，挂牌行医。地点在县城正街东侧（今百货大楼对过），南有功成当商店，北邻功成家洋油公司。医社有二人。杜伯华坐堂看病，他的内弟王成举拉药匣子（抓药），算帐收钱和跑外。从此，杜伯华便广泛接触与熟悉前来就医的街民和各方人士。他也本想在县城干出一番事业来，但由于当时处于事变，时局动荡而难以如愿。吉林失陷后，驻吉林东北军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部退守榆树。1932年1月18日，投靠日本的“吉林剿匪军”司令于琛澄带领伪军及日本天野团一部攻打榆树，直逼县城，由于守城二十五旅张作舟部抗敌失利，榆树沦陷，加之交战时，洋油公司着火，健中医社全部烧毁。无奈，杜伯华和妻子及内弟王成举又回到夏宝屯，在乡下行医。
1932年6月，榆树县保寿乡刘起旺屯进步青年，东北抗日救亡小组负责人李向之受“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东北旅京同乡救国会”派遣，带领小组成员到东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李向之到达榆树境内时，首先到夏宝屯他的姑表内弟杜伯华家。他们多年不见，亲人久别相逢，倍加亲切。杜伯华早已知道李向之进入了黄埔，入了军界。由于很久没有联系，不知后来情形，此次见李向之身穿灰色长袍、头顶毯帽，一时大惑不解。李向之见此情景，便告诉了杜伯华他参加了抗日组织，杜伯华这才得知李向之的真实身份。李向之又把他的抗日志向以及关内人民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情支持等情况，告诉了杜伯华。由于李向之与杜伯华既是童年挚友，又是姑表至亲，深厚的情意，使彼此都充满了信任，使两颗抗日之心，不疏自通，杜伯华便决定参加抗日。
杜伯华基于抗日的目的，又由乡下重返县城，利用医术在身的有利条件与孙明久、杨子申、鲁雪微合股开健康药房，以此为落脚点，以行医卖药为名，秘密开展地下活动。榆树县城是东北古老重镇，是榆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以城壕土垣及周围三千多株大榆树为屏障，沿东、西、南、北设四座城门，为御敌均构筑守望楼和火炮台。城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街，黑大公路由此街经过。榆树沦陷后，这座古城却变成了日伪统治榆树人民的巢穴，重兵设防，戒备森严。城内外经常出没军警、特务和汉奸，讨伐抗日武装，逮捕抗日人员。药房未开多久，因环境复杂变换，药房人多活动不便，加之股东之间不和，又嫌杜伯华“闲事多”麻烦，股东都抽了股走人。之后，杜伯华及内弟王成举将药房迁至道北，以杜伯华的字“华昌”取名为华昌药房。
1933年8月，李向之受北平党组织的派遣，到东北秘密开展地下活动。李向之再次回到榆树，住在杜伯华家中。他向杜伯华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救国救民的道理。杜伯华深受感动，认清了只有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才能改变亡国奴的命运。杜伯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为共产党做事情。根据杜伯华的进步表现，经李向之向北平党组织请示，同意杜伯华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在榆树建立以华昌药房为秘密联络点的党的地下交通站。杜伯华为负责人。
华昌药房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的建立，为中共党组织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榆树平原区开展反日斗争，打击日伪嚣张气焰，创造了条件。杜伯华竭尽全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搜集日伪情报，掩护抗日人员，筹集物资接济抗日武装，使华昌药房成为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员的落脚点和安全护送的中转站。党组织地下工作人员李向之到榆树活动都到华昌药房，研究工作、交换情报和传递信息。华昌药房与抗联第十军联系最为紧密，建立从山河屯经土桥子、大新立屯到榆树县城，并在华昌药房接头的活动路线，在华昌药房了解敌情、交换情报和部署任务，或护送抗日工作人员出城，或将抗日工作人员送到可靠人家掩护起来。东北人民革命军将领杨文清、翟亚夫（翟飞，曾任吉林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等人寻找汪亚臣部队时，都是由杜伯华联系和派人护送。华昌药房的建立，成为抗联的好后勤。杜伯华用自己的积蓄为抗日队伍购买了3支手枪，还把药房每天的营业收入，除用于维持日常生活和药房正常营业外，大部分都支援了抗日队伍。当时由于抗联队伍缺医少药，特别是红伤药奇缺，杜伯华利用自己开药房的便利条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购买，并为活动在榆树、舒兰、五常等地的东北抗联第十军送医送药，救治伤病员，筹集购买和运送胶鞋、纸张和粮食等重要物资。翟亚夫于1961年回忆在榆树的抗联活动时讲道：“榆树的交通联络站曾给抗联很大支持，我们在榆树平原地区的抗联活动，除了当时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外，主要是和华昌药房杜伯华同志以及爱国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杜伯华利用药房卖药行医、群众来往频繁、接触人多等便利条件，秘密联络反满抗日爱国人士和为抗联输送革命力量。经杜伯华联系的不仅有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伪政府人员。如城内孙明久、城东刘树仁以及张清华（榆树解放后第一任县长），都曾多次掩护和护送过抗联人员。杜伯华还通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向有志青年讲述抗日救亡道理等教育方式，使许多人都加入到抗日队伍之中。李向之族弟李世英就是在杜伯华教育下，参加抗日队伍的，曾率队攻打过大新立屯的汉奸队，成为令日伪胆寒的抗日英雄，所以日伪在县城四门挂像悬赏通缉他。李世英后来在田霖部任副团长，他在舒兰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刘杰原是伪警察署特务，但他对日本侵略者深为痛恨，经杜伯华教育转化后，刘杰决心为抗日尽一份力量，并主动提供日伪情报。
杜伯华建立的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在整个活动期间，曾多次骗过敌人的眼睛。但由于华昌药房是位于伪县公署东侧，毕竟是在敌人的鼻子尖下活动，时间长了，随着陌生人来往次数频繁，难免引起敌人注意。1935年春，华昌药房被日伪特务机关察觉。长春警备队秘密通令榆树伪警察署“逮捕杜伯华，查封华昌药房，立即行动”。幸亏刘杰（杜伯华争取过来的，与杜交往密切）将此消息告诉了杜伯华，这才使杜伯华安全脱险，离开榆树，取道五常县山河屯进山，后辗转到北平，继续为党工作。
杜伯华建立的华昌药房联络站，是在榆树建立的唯一的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它是榆树人的骄傲。杜伯华虽然离开了榆树，但他的事迹光彩照人，他的故事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作者单位：榆树市档案馆 朱国仁 崔东兰）
